西江文化与习俗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梧州设立盐官，开始对岭南盐业的管理。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大司农弘倡修交州入贡峤道，扩大了岭南与中原的商品流通。其时，肇庆已有专门从事丝织品长途贩运的商人。宋代熙宁四年(1071年)，在梧州设元丰监，从事铸造钱币，每年铸铜钱18万缗，占当时全国铸钱12％。清康熙年间，在肇庆铸钱，使肇庆成为两广钱币发行中心。据《苍梧县志》载：“苍梧为两粤都会，北自漓江建领而下，西则及郁，合为巨漫，绾毂三江之流而注入大壑，故论西则桂林为堂奥，而苍梧为门户；论东则南海为腹心，而苍梧为咽喉，控上游而据要害。”这显赫的地位，成就梧州一段辉煌的历史，梧州是桂东南地区重要的内河港口，广西重要的对外口岸城市。桂东南资源滇、黔、湘土特产多在梧州集散，异域进行贸易。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梧州辟为通商口岸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汽轮、电船、花尾渡等，上通邕、柳、桂，下达港、澳、穗。凡外国货的输进、土产的出口多经梧州、云、贵，川帮、广帮、湘帮大商巨贾云集，报关行业林立，烟赌、花寨场所，比船接舫。梧州当时被称之谓“小香港”，年吞吐量居八桂之首，列珠江内河第二，全国内河港口第六位。随着梧州开埠和轮船通航，大量的洋货涌入梧州市场，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从香港进入梧州的洋货白银增至747万余两，民国2年（1913年）达到1077.70万两。占广西出口总值80％，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梧州的进出口贸易，至20世纪80年代仍是广西的重要贸易港口。1987年，梧州口岸出口额达2.17亿美元。西江再现黄金水道。百年商埠辉煌曾使梧州人认为城市功能是贸易。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陆上交通工具，道路迅速发展，放慢了对水路的改造，致使今日的西江在营运上没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也许是西江流域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衰落的原因之一。

自秦统一岭南之后，西江即成为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的通道。汉代交趾刺史绝大部分时间设于苍梧都治广信县，使之成为岭南文化中心之一。一方面，西汉时，苍梧郡地方官在梧州建立学校，教民礼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梧州除官办学校外，私人讲学之风很盛。宋代，开始在西江各县兴办官学，如包拯在肇庆兴建的星岩学院，是岭南最早的书院之一。明万历年间，在肇庆创办的端溪书院，至清朝发展成为岭南学术研究中心之一。而梧州，在明清期间设立有绿漪书院等10所，此外，还有私塾、社学和义学。梧州府中学堂、梧州市初级师范讲习所、梧州中等蚕业学堂均是广西的第一所。清光绪末年，梧州设立管理教育的机构“劝学所”，创办自治研究所和塾师研究所，开办政法讲习所。清末，美国基督教会来梧传教，一批教会学校随之出现。学堂的建立，造就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原一批批文化名人，相继于来梧、来肇讲学，传授中原文化知识，著名的有刘熙、许靖、许慈、袁徽、黄嘉等学者来广信避难讲学，开岭南学术研究之风。

一方面，适宜的气候环境及秀丽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一代代西江文化名人，如汉代研究《左传》专家陈钦、陈元，研究《春秋》的士燮，以及明代吴廷举、王守仁等，还有我国最早的佛教学者汉代的牟融和唐代禅宗六祖惠能等。另一方面，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西江流域独有的自然风光吸外着历代文人驻足咏叹。如唐代的元结、宋之问，宋代包拯、苏轼，明代解缙、汤显祖等，清代王夫之、张之洞等，这些文人学者在西江一带开设学堂，传播知识，写下精彩诗文，对促进西江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江文化是水的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水关系密切。广西境内有大小784条江河流经梧州融入西江，并入珠江注入南海。西江春水，纵横交错，涓涓东流，给沿途的城镇带来“鱼米香”的同时，亦带来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在西江人的饮食习惯中，以水为主体的消遣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日常饮食生活中，并成为西江人独特的享受方式，如茶和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