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国之宝 石鼓

石鼓是鼓嘛？

作为中华第一古物的它，通俗的来说就是在石头上刻字，又因为形状似鼓，而被称为石鼓。

石鼓的价值的不单单是研究文字从大篆到小篆这么简单，其中的诗文，和所用的石器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石鼓共十面，每个重约一吨。其身刻有诗文，称为“石鼓文”，它们记述了先秦时期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

石鼓，亦称猎碣、雍邑刻石、陈仓石鼓、岐阳石鼓，唐代初出土于陕西宝鸡，一说出土于天兴三畤塬（今陕西凤翔县城南），另一说出土于陈仓（今宝鸡市南石鼓山一带）。因其形状像鼓，所以命名为石鼓。石鼓共有10只，每面均凿刻文字，名为“石鼓文”，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为猎碣。石鼓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石鼓是国之重器，被称为镇国之宝，原因有六：

一是从文物的角度来看，石鼓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世称“石刻之祖”，为我国较早的文字石刻，字体较为成熟，而且自成篇目。所以，康有为称石鼓为“中华第一古物”。历代学者对石鼓的制作年代进行了大量考证，但说法不一。唐人韦应物、韩愈和宋人欧阳修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郑樵认为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近代罗振玉和马叙伦认为作于秦文公时，马衡判断为秦穆公时，郭沫若考证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唐兰考定为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但不论是哪一年，石鼓都是国内出土最早的成篇石刻文物。

二是从文字的角度来看，石鼓文为一种独特的字体。10面石鼓上均刻有数目不等的文字，共700多个，每个字两寸见方。石鼓出土后，当时的金石学家没有见过这种字体，翻阅了所有的书籍、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后来，他们研究认定这属于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是介于甲骨文和小篆之间的大篆，因而将这种文字命名为“石鼓文”。所以，后世评价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文字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是从书法的角度来看，石鼓文为“书家第一法则”。由于石鼓文是在相对平整的鼓形石面上先书写，然后再刻，避免了钟鼎器形多面弧度的局限性，更能真实地保存书写笔意，故石鼓文显得分布均匀，结体严谨，用笔舒展大方，笔力遒劲。加之刻石完成以后长期置于荒野，风吹日晒，更使石鼓文显得古朴淳厚。所以，石鼓文被学篆书者奉为正宗，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益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四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石鼓文为最早的诗歌作品之一。石鼓文为四言组诗，句式、内容、情调风格、遣词用韵等均与《诗经·秦风》相似，从出土实物的角度佐证了传世《诗经》的真实性。石鼓文也有名人效应，石鼓出土后，文人墨客争相撰文称颂，如韩愈、杜甫、欧阳修、苏东坡等，使石鼓名声大振、名垂千古。

五是从珍奇的角度来看，石鼓为历代皇帝所钟爱。最喜欢石鼓的皇帝是宋徽宗，他命人将石鼓迁到保和殿稽古阁与其朝夕相伴，并用黄金镶入字内，以防止拓摹造成破坏。元代仁宗皇帝将石鼓迁置国子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编者注）。清代乾隆皇帝为更好地保护石鼓，曾令人仿刻10面石鼓，放置于皇帝讲学之所辟雍（太学）。

六是从流传的角度来看，石鼓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石鼓出土后历经千年沧桑，先后辗转大江南北，从皇宫到荒野，从孔庙到战场都有石鼓的踪迹。唐代安史之乱后，凤翔尹、陇右节度使郑余庆将石鼓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北宋真宗时，凤翔知府司马池（司马光之父）喜爱古物，先后从民间找回散失的9面石鼓，并运至凤翔府学，放在门庑下保存。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又在民间寻得1面被当作石臼使用的石鼓（即《作原》），放置于凤翔府学，10面石鼓再次聚齐。北宋末年，进入汴京的金兵将石鼓上的泥金挖取后，弃之荒野。元朝初年，国子学教授虞集在淤泥草丛中发现石鼓，将其迁至国子监保存，历经元明清三朝。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石鼓随故宫国宝迁徙内地，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起在故宫博物院展出。

10面石鼓分别为《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记述秦公出猎的情景；《汧殹》（音“千忆”——编者注）描写的是汧河的美丽景色；《田车》记述秦公及随从登原游猎的盛况；《銮车》记述秦公游猎时所乘銮车的华丽；《霝（音“零”——编者注）雨》记述秦公及随从冒雨渡河的情景；《作原》记述在山上整修原地的场景；《而师》描写秦国师旅强劲善战；《吾水》叙述秦国水清道平的美好河山；《吴人》记述虞人为秦公献祭而奔忙。10面石鼓上的文字虽然自成篇章，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吾车》和《汧殹》的诗句较完整，其余石鼓文字脱落严重，只留只言片语，《马荐》已一字无存，推测是描写雨过天晴，天空出现彩虹的情景。所以，对石鼓文的研究只能依赖古代的拓本。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北宋拓本为石鼓文拓本中的珍本。史载，欧阳修《集古录》所见拓本465字，胡世将《资古绍志录》所见拓本474字，元代金石学家吾丘衍所见拓本477字，至元年间（1264—1294年）国子司业潘迪作《石鼓文音训》时只剩386字。传世拓本中最著名的是明代收藏家安国所藏的北宋拓本，以仿军兵三阵分别命名为《先锋》（又称《前茅》）《中权》《后劲》三种。此外，还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钦“天一阁”藏本）等7本。“天一阁”藏北宋拓本存422字为最，但此拓本已毁。安国所藏三种拓本均经剪装，字数不一，年代略有先后，互有补充。其中，《先锋》本最古，《后劲》次之，《中权》较晚，但《中权》本残字保存最多，《后劲》次之，《先锋》剪裁最多，此三种拓本连同宋元“朱才甫本”在抗日战争期间流落日本，现藏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明代画家孙克弘旧藏拓本，民国时期为著名收藏家朱翼盦所藏，朱氏去世后，家属遵其遗嘱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