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房四宝

《四库》提到的洪迈(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于苏易简，二者与“文房四宝”一辞似乎都有关系。其中《四库》在为洪迈题跋《歙砚说》等书目的提要中，更详细地谈到了上述“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的人，是洪迈的哥哥洪适(1117-1184年)。换言之，《四库》是说苏易简原著《文房四谱》本无他名，是因为洪适曾经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宝堂，才有人用“四宝”这种俗称称它为《文房四宝谱》的。因此，同为一个时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书目》时，这才把俗称的《文房四宝谱》等收录了进来，也未可知。

然而问题到这里并没有解决，因为实际上，在比洪适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苏易简生活的北宋时期，社会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宝”一辞了。如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早就写有“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的诗句。

由此可见，“文房四宝”一辞的来源，尽管与苏易简著作名称没有直接关系，《四库》所记得名于洪适的说法也经不起年代差的考实，但至少在北宋时期，社会上已广泛使用了这一词汇，当无问题。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陆游(1125—1210年)，甚至还把“文房四宝”叫做“文房四士”：“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但是不知为什么，被陆游入题入诗、称之颂之的“文房四士”一辞，却没有像“文房四宝”那样流行并流传下来。这大概与后者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较早，更传神地表达了纸、墨、笔、砚在书房中的地位，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缘故有关。

笔、墨、纸、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有考古学上发现也可作证。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就发现了整套“文房四宝”用品被随葬的现象。再如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最早将笔、墨、纸、砚同绘于一处的“文房四宝”图画。其中7 号墓“童嬉图”壁画中(如图)，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发掘者认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纸张、画轴、书札等。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与苏易简、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这些无不说明，如果笔、墨、纸、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那么“文房四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专门用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