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林州洪谷“取经唐僧”碑

作者:张振海  来源:网络  2020-10-19

唐僧取经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而林州洪谷也有记载唐代一位取经高僧事迹的碑,它便是1963年被省人民委员会核准,公布为第一批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尊真容像支提龛铭》碑。

洪谷山原有五处省保、两处市保文物,后又有两项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厚重的历史文物,如此集中出现在这深涧幽谷中,堪称罕见。难怪《大河报》记者盛夏说洪谷山是“腹有诗书,怀璧握玉”的地方。

此碑无帽无座,通高1.84米,宽0.95米,厚0.2米,半圆首,刻有行书20行,每行48字。刻立于唐开元十九年(731年)九月二十五日。因为碑在崖下,保护较好,字迹无漫漶,唯石质崩泐,损去60余字。碑文书法工整隽秀,“书体朴拙”而“镌刻甚精”, 民国《重修林县志》称其为“林县碑刻第一”。

圆形碑首中凿尖桃状背光龛,内刻所谓三尊真容像为“华严三圣”,即释迦牟尼和文殊、普贤二菩萨(面部皆残)。造像主尊为释迦牟尼佛,莲瓣形项光,着交领式袈裟,内着僧袛支(类如衬衣),隆胸细腰,结跏趺坐(盘腿坐)于束腰仰莲须弥座上,右手上举,左手下垂抚膝。二菩萨头戴花冠,有圆形头光,颈戴桃形项饰,下系长裙裹腿,膝下衣纹呈U形排列,有“曹衣出水”之韵,帔帛绕肩沿身侧下垂,跣足(赤足)立于有梗莲蓬上。佛身右侧为文殊菩萨,左手屈肘上举执瑞草,右手下垂提帛带;左侧普贤菩萨左手下垂握帛带,右手屈肘上举一莲蕾。

碑身前后分别镌刻两篇文字,前一篇是《三尊真容像支提龛铭》,记载了两位遗法弟子“竭公输(鲁班)之妙”,在“斜连麓岫,俯瞰幽溪”的山水间“运用奇功,穷匠作之神”,“依岩起塔,雕龛镂室”“式建支提”,留下了“仙岩圣迹”。后一篇《述二大德道行记》,记述了两位高僧的经历,极富史料价值。

碑文记载的高僧义泓,字玄济,邺城人(今河北临漳县),俗姓张。被誉为“唐代洪谷第一高僧”。公元684年落发于洪谷寺,他的智慧和行为都很美好,对佛经妙旨理解深刻,且好行善事。他曾奉敕于二京(长安和洛阳)参加译场,参加了著名佛经翻译家义净(古代四大翻译家之一)在洛阳大福先寺主持翻译的《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二十卷,还参加了义净在长安西明寺主持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等,参与译经共三百余卷,主要担当“诠辞证义,笔授缀文”,即解释词句证明道理,修饰译经的文词。有了这种资历,他后来“百座讲说,频登胜席,学海宏深,名播二京”,估计轰动效应像易中天上了百家讲坛。人们尊称为“东魏大乘弘”(东魏是说东方魏郡人,不是指由北魏分裂出来的那个“东魏国”)。

在公元710年左右,他奉命去西域乾陀罗国(今巴基斯坦西部拉瓦尔品第至白沙瓦地区)迎请经文,将佛的真容画像20铺(张)、舍利千余粒、三藏梵本二部请到京城。后来,他又遵从武则天指示,再赴西域“王城”(天竺摩揭陀国古城,在今印度比哈尔帮底赖雅附近),“力穷异域,往来四载”,途经一万八千里取经弘法。他一生供奉武则天和唐中宗二朝,前后长达十三年,被赐法衣、道具多种。

约在开元六年(718年),义泓请求归山。以其对佛学的传播与贡献,事迹为什么却未收入《高僧传》内?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当时武则天已经去政,女皇原来宠信的人,到唐玄宗时受到排斥。义泓是不得已返回洪谷寺的,因此碑文称他“屈为洪谷寺主”。归山后,他整顿清理释教门徒,审查鉴定僧徒应当遵守的法纪,并推行僧伽“六和”原则(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义泓还曾驻锡多所寺院,大约卒于开元末年。

另一位法师乾寿比义泓小,也当过洪谷寺住持,字崇诠,俗姓李,也是邺城人。20岁时出家为僧,后来在洪谷寺充任教授法师,之后主持寺务,纲纪寺众,率僧众修复山间小路,在川原干涸地区“疏泉汲引”,依山造宇,立堂讲义,济救贫民。

乾寿又是个孝僧,“内怀至孝,无忝所亲,生事爱敬,死事哀戚,是谓孝道毕矣”。因此,此碑是佛教提倡孝亲较早的实物见证。

唐代是我国文学艺术最繁荣的时代,碑版石刻,也同样是最繁荣的时代。石刻文字的主体是碑,一座唐碑,本身已成为一件雄伟的石雕艺术品。唐人讲究书法,以写字著名的人很多,他们都写过不少碑文。唐碑上都刻有撰文和书丹人名,这是汉碑所没有的。这些书法大家的字迹,一向受人珍护,可惜这许多石刻名迹,至今存者无多。林州《三尊真容像支提龛铭》碑文,就是唐代书法家蔡景所撰,蔡景是佛教弟子,陈留郡人(今开封南)。

唐代碑刻,具备了各种书体,但书法的正宗还是正楷书。从魏晋南北朝以来,汉隶逐渐演变成楷书,楷书的字形结构,统一于唐代,所以在书法史上有秦篆、汉隶、唐楷之称。这是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三个重要阶段,从初唐几位书法名家的字迹上,还可以看出各人笔法的渊源。褚遂良的《伊阙三龛记》和包文该的《兖公颂》,是被康有为认为继承北魏隶楷的唐楷,而虞世南、欧阳询等人的笔法却来自南朝。其区别在于笔势的刚柔,波磔的方圆。盛唐以后这种区别日渐融合,于是书家取径于笔画结构的肥瘦。颜真卿、苏灵芝愈写愈肥,柳公权用颜真卿的笔法而减缩其肥硕。薛稷和薛曜兄弟的瘦劲,演变而成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这样,在统一的唐楷之中,每位书法家仍然有各自的风格。

唐人碑刻观念的深化,促进了树碑之风的盛行,唐代碑刻因此兴旺发展,走向制度化、完备化。唐代碑体高大庄严,造型精美,碑志书法多样,碑文内容也以颂美铭功为要,其碑刻文化呈现华美大气的审美风尚和时代精神。

唐代近三百年间,丰碑巨碣等石刻无止千万,今所知仅墓志有两千余种。至于造像、刻经不可胜数,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唐代的碑志,明清时期出土很多,尤其近代出土的数量更为可观,这对考察和研究唐代的书法衍变,尤其是研究唐代历史、宗教,确实是一座极其丰富的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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