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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为何甲天下

作者:刘福兴  来源:网络  2020-2-14

“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作为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牡丹以其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而被称为“花王”。

一提起牡丹,人们往往和洛阳联系在一起。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写道:“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牡丹甲天下”之名由来已久,究其原因,当与洛阳牡丹悠久的栽培历史、丰富的花色品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盛大的花事活动密切相关。

牡丹在古代有多种名称,如鼠姑、鹿非、白茸、木勺药、百两金等。秦琅讶(今山东临沂)人安期生认为“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服炼法》)。牡丹名称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早期医简上,已有牡丹人药的记载。明代李时珍对牡丹及其别名记述甚详,他认为“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本草纲目》)。这也许是对牡丹名称较为准确的概括。

追溯牡丹的历史。可以发现牡丹在原始社会就已进入了先民们的视野,并反映到先民们的生活用品上。在甘肃兰州和广河出土的彩陶罐上,就有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绘制的类似单辦牡丹和多辦牡丹的花纹。然而,“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关于牡丹的栽培和观赏,在汉代之前,史料记载的很少,之后渐渐多了起来。宋虞汝明《古琴疏》载:“帝相元年,条谷贡桐、芍药。帝命羿植桐于云和,命武罗伯植芍药于后苑。”帝相是夏代的第五个君主,那时他已在自己的后花园种植牡丹。由此推来,人们爱牡丹或将其植入园圃的历史已有四千年。

洛阳是牡丹最主要的发祥地。古代洛阳四周的邙山、锦屏山、万安山等。野生牡丹广泛分布。洛阳牡丹的人工栽培始于隋代,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和洛阳名园的毁夷,以河洛为中心的牡丹外传,形成了杭州、陈州(今河南淮阳)、天彭(四川)、亳州(安徽)、思恩(广西)、曹州(今山东菏泽)、临夏(甘肃)和江苏盐城、无锡等地牡丹栽培的兴盛,这种传播反映在一系列记述牡丹的谱记中。

宋陆游《天彭牡丹谱》在记述天彭牡丹的同时,对洛阳牡丹也多有记载,其开篇伊始就写道:“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道出洛阳牡丹的地位。又记叙了洛阳牡丹传人天彭的经过,“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产始盏,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昆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

宋胡元质《牡丹谱》则记载,彭州花农利用当地的单叶花作母本,以洛阳的千叶花嫁接培育出名品,“多取单叶花木,以千叶花接之。千叶花来自洛京,土人谓之京花”。元姚燧《序牡丹》叙述作者三十馀年间六见牡丹的情况,文中对洛阳牡丹多有涉及。明王世懋《学圃杂疏》中关于牡丹的栽培,是作者亲自于澹园栽培的总结,价值极高。他对洛阳牡丹移植江南的状况进行了总结,“牡丹本出中州,江阴人能以芍药根接之。今遂繁滋,百种幻出,余澹园中绝盛,遂冠一州”。他还希望“当于中州购得黄楼子,一生便无馀憾”。这些史料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洛阳是中国牡丹的第一个栽培中心。

此外,《陈州牡丹记》、《牡丹谱》、《曹州牡丹谱》等谱记在记述牡丹种植(包括接花、种花、医花等技术)、品种、颜色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本地牡丹与洛阳牡丹的渊源关系,足见洛阳牡丹的传播和影响。今天,洛阳牡丹更传到日本、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荷兰、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影响更为深远。

洛阳牡丹品种繁多、类型多样,最初的野生牡丹主要为白色的杨山牡丹和紫斑牡丹,经过自然和人工选择后不断增多。

据宋代传奇小说《海山记》记载:隋炀帝即位后,在洛阳辟地二百里修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以供赏玩,“易州进二十箱牡丹:赭红、赭木、橙红、坏红、浅红、飞来红、袁家红、起州红、醉妃红、起台红、云红、天外黄、一拂黄、软条黄、冠子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炀帝还诏天下花师齐集洛阳,由山东曹州的齐鲁恒花师牵头,用杏、桃、梨、枣、桑、槐、椿等十馀种树木试验嫁接牡丹,三年之后,椿树嫁接的牡丹花开高齐楼台,人们名之为“楼台牡丹”。由此可见隋代洛阳已开始种植观赏牡丹。

唐时,洛阳牡丹种植更加广泛。品种更加丰富。洛阳人宋单父精于园艺,他种的牡丹红白斗色,变易千种,时人尊之为花师,惊服他有“幻世之绝艺”。他还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牡丹,颜色各不相同(柳宗元《龙城录》)。可惜如此之高超绝艺,无著录传世。北宋时,洛阳牡丹品种已增加许多。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洛阳有一位欧姓花师,用药壅培白牡丹根下,次年花开浅碧色,人称“欧家碧”,极为名贵,每年作为贡品供奉朝廷。《洛阳牡丹记》记载了二十四个牡丹品种,出现了黄色(如姚黄等)、绿色(如欧家碧)、紫色(如左花等)和复色(如添色红)以及奇特的转枝花(如潜溪绯)等,此外,洛阳牡丹还出现了许多过渡性的花色。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欧阳修的诗句道出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地理环境依据。地质研究表明,伊河、洛河带来的火山岩元素沉积下来。使洛阳土壤中所含有的微量元素锰、铜、锌、钼明显高出其他地区;加上该地区适宜的气候,使得洛阳牡丹具有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加之园艺大师们巧植善种,培育出许多色型皆佳的珍品,使牡丹变异千种,名品日增。《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载,宋时有一复姓东门、人称“门园子”的人,是牡丹接花高手,富豪人家都请他嫁接牡丹,秋天接花,到来年春天见花付工钱,接活一株,价值五千。宋代洛阳牡丹在择地、栽培、浇灌、施肥、修剪、防虫害、防霜冻以及嫁接、育种等栽培技术管理方面,已总结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经验,花色由单一逐渐发展为红、黄、白、黑、绿、紫、粉,甚至复色,应有尽有。“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土沃得春多”(宋司马光《又和安国寺及诸园赏牡丹》),就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

目前洛阳市牡丹种植总面积一万六千多亩,品种达到一千二百多个,基本包括国内外所有品种,涵盖九大色系、十大花型。牡丹品种的命名,或以姓氏,或以产地,或以花色,或以花型,每个品种差异分明,各具特色。

洛阳牡丹之所以名满天下,除了花色、品种各地无法媲美外,更重要的还是孕育在牡丹中的深厚文化。

牡丹以其特有的富丽堂皇,在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视为繁荣昌盛、幸福和平的象征,由此衍生出来的牡丹文化,不仅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吟咏洛阳牡丹的诗词多达数百首,白居易、刘禹锡、欧阳修、司马光等历代诗人运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洛阳牡丹繁荣与发展的各个侧面,他们或借花明志,抒发心中至善情怀;或鞭挞丑恶。寄希望于美好未来,谱写了众口相传的不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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